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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象征视角下的晚清湘绣之崛起

 
来源:晚晴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2
 

清朝季末,吏治腐败,内忧外患,社会矛盾空前积聚。然而,地方手工业品牌“湘绣”却在该时期获得空前大发展,不仅在国内外享有“针绝”“迹灭针线”的美誉,还形成了“湘绣甲天下”的局面,特别是“绣像”,更是成为湖南乃至中华民族的“艺术名片”,被赠给美国总统,登上国际舞台。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湘绣逆时崛起,并在光绪年间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出现“萌芽”,并迅速成名,获得蓬勃发展?

一、报刊中的“湘绣”

(一)“湘绣”与四大名绣

苏绣、湘绣、粤绣、蜀绣是中国传统刺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名绣,它们起源于民间刺绣,以不同地域文化为底蕴,在清代逐渐形成了针法、色彩配置与图案题材等显性因素各异的刺绣风格。其中,粤绣以构图饱满、色彩对比强烈、极富装饰性著称;蜀绣以软缎和彩丝为主要原料,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苏绣脱胎于吴文化的浸润与绘画艺术的影响,构思巧妙、绣工细致、色彩清雅。湘绣汲取众家之长,色调和谐、针法细腻,所绣内容多为人物、山水、走兽等,尤其是湘绣的狮、虎题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二)报刊中的“湘绣”发展历程

湘绣成名较晚。1904申报刊登的《再续出使俄国大臣胡考求中国出口土货公文?》中论述中国可供出口的手工艺时,仅夸赞苏绣、粤绣“甲于环球”,对湘绣并无半点论述。“……四曰苏粤绣物我国人工黹绣,甲于环球,而又以苏粤为尤胜。所惜者我国人罕通画理,于盈丈大件,其人物山水未得绣影绣光之妙,不能夺目。小件则又嫌绣工太精,过费人力,售不获利。”

然而,自1908年始,与湖南接壤的地方报刊,如《四川教育官报》等,陆续提及湘绣技艺,“湘绣日佳:湖南省有绣货,皆由男工组织,殊不足观。近有李绣湘吴彩霞诸家招集女,大则屏风,小则配件,皆极精美……与苏广两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徐崇之在《沪渎羁居记》中也记载:“长沙光绪末叶,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1910年的《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中,也可查阅到对湘绣日渐精美的夸赞:“湘绣发达:湖南绣货,近年大为改良,故生意日渐发达,昨有省城彩霞绣局招学徒……”

直至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湘绣绣像作为中国刺绣的杰出代表,参加了芝加哥博览会,湘绣才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湘绣为何能在清末独领风骚,并在短时间内位居四大名绣之首,成为众人抢购的绣品?目前,学界对湘绣的探讨囿于湘绣本体的视角,尚未对促使其迅猛发展的文化象征价值进行专题探讨。缘于此,本研究通过重新梳理湘绣发展脉络,透视湖南地域文化走向兴盛给湘绣艺术的崛起带来的巨大象征力量。

二、湘绣崛起背后的隐性因素

(一)女性劳动力资源

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三面环山。崇山峻岭的生存环境使它与外界交流较少。百姓的生存方式以男耕女织为主,依靠世代沿袭的女性刺绣技艺解决保暖的基本需求。据清嘉庆庚午年《长沙县志》及光绪丁丑年《善化县志》记载,长沙“妇女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大家巨族,率以细锦相奢尚”。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构建辐射圈的发展路径。由于地域偏僻,新思想尚未传播,女性自我意识没有觉醒,她们囿于闺房之中,绝大部分时间被用于制作各类绣品,在实用、美化生活的同时,也传承了刺绣技艺。

历时二十多年的咸同大乱使得民生凋敝,严重破坏了湖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失衡,男性人口急剧缩减,女性不得不在劳作之余生产绣品贴补家用,进而把刺绣作为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今属长沙的沙坪、荣湾镇等区域的女性均善于刺绣,并以刺绣为副业,女性劳动力为湘绣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湘军力量的崛起

封建帝制的逐渐解体、社会结构与军事力量的分崩离析,导致国家控制减弱。借助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契机,湖南的地方军事势力获得宝贵的生存空间,原有乡绅的民团组织与军事基础得以迅速发展。直至同治四年,他们几乎成为晚清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据记载,湘籍要员官至督抚者多达27人(总督14人,巡抚13人),其社会地位也由地方势力上升为国家力量。

湘军的崛起对晚清湖南乃至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接近国家权力中心,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把控,使他们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等多方面逐渐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尤其推崇“经世致用”之学,强调“虚心涵泳”读书、“切己体察”实践,认为有志者只有入世,直面破败的国家结构、几欲崩溃的国家经济与混乱的社会现状,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才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在该理念的号召下,各类湖南籍优秀人才汇聚,地方社会权力空间中具有新思想的族权、绅权被进一步增强,并构建了湘军坚韧不拔的集体性格与湘军“朋友圈”,共同为国家的兴盛奔走、奋斗。

“湘军”品牌的兴盛也促进了湖南手工业的发展,一大批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手工业品牌,如浏阳爆竹、夏布等开始占据国家市场。同时,为满足“湘军新贵”的文化需求与表征身份差异性的特殊符号,湘绣凭借精致的特点,能迎合其审美标准,被主流社会重视,成为送礼佳品,进而获得资本投入与发展空间。

(三)现代性的介入

伴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现代性”开始介入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地方社会原本传统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和重构。在现代性入驻过程中,湖湘文化、外来思想与中国其他地域的“异文化”,呈现“冲突”与“碰撞”等多维度的“较量”,进而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湘绣吸收了蜀绣、苏绣、粤绣与苗绣等技法,融合了中国花鸟画、人物画等中国传统艺术的构图特点与配色原则,在时代巨变的空间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具有鲜明自我属性的刺绣艺术。

其间,刺绣已经由湖南长沙、湘潭与湘乡等地区的女性最初的自绣自用,发展为女性谋生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封建主义生产制度趋于解体,新的经济法则也在不断调适中被建构。因此,清末民初,绣庄这类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短短十多年间,仅在长沙新开设的湘绣绣庄就有40~50家,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新思想、新文化在长沙的落地、发芽。

三、文化象征背后的晚清湘绣之崛起

象征是“鉴于关联、联想、习俗和偶然的相似,某物代表或者暗示其他事物,尤其是有形事物成为无形事物的符号”。因为物品一旦被商品化,便超越其固有属性,带有某种超然的象征性。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消费行为,如送礼、炫耀性购买等,更趋向于对商品文化象征价值的追求,而非单纯地获得使用功能。在社会变革与转型时期的晚清,象征性消费依然如此。

象征互动理论认为,消费者深受社会某类特定群体的影响,准确知道该群体成员具有哪些特殊象征意义的产品,为了融入这一群体,会倾向于按照群体成员青睐的方式行事,其消费行为中的象征互动其实就是文化象征消费。湘军迅速崛起的优势之一是文人治军,其中超过一半的高级将领是书生。据《湘军新志》载,湘军将领凡182人,书生104人,文人占比约为58%。这种人才配置方式为军队的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如怎样鼓舞军心、运用战术等,被后人推崇效仿。《中外经济情报》中,关于长沙湘绣业现状有如下描述:“湘绣风行一时,厥在汤芗铭、吴佩孚等人在湘时代,北人于湘绣倾倒异常,遂为绣货开一大好销路。列队而出,吴佩孚在湘,当其寿诞时,僚为贺仪,十之七八皆绣品,吾人于此,足见湘绣之风行之一斑矣。”

吴佩孚秀才出身,早年曾在开平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军校学习。来湘驻守时,或多或少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著名湘军将领有所了解,对湖湘文化中蕴藏的爱国救亡、自强坚韧、强悍尚勇与兼容并蓄等“类同性”精神特质颇为认可。湘绣是耗时长久的手工品,做工精细、价格昂贵,适合作为礼物表达对收礼人的尊重。它既是交换媒介,也是湖南地域文化的典型性符号,被作为寿礼赠送,是基于社会赋予湘绣的文化构成世界的象征价值,赠送过程也是个体向特定群体公开传递和展示其象征价值与期待被认可的过程,文化象征价值的交互性也得以实现。

四、结语

湘军自太平天国时期崛起后,短短数十年,其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热,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湖湘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众多新的学术思想、经济人才与政治人才也应运而生。尤其是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以“经世致用”为施政理念的湖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以谭嗣同、熊希龄等杰出青年为代表的维新救国群体。他们的创新实干行为迎合了社会现实需求,在全国各地极富象征与号召力,湖南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与最令人向往的变革圣地之一。湘绣作为湖湘地域文化的表征性符号,呈现出“附魅性”与“神圣性”。中国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与独特的湖湘地域文化,以文化象征为内核,三者彼此不断加持,成就了晚清时期湘绣的短暂辉煌。

[1]申报·光绪朝(1901-1908).再续出使俄国大臣胡考求中国出口土货公文,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N].申报,1904:16.

[2]熊元彬.清光宣年间湘绣的发展及其影响[J].历史教学,2018(07):47-52.

[3]湘绣发达(新闻报)[N].四川教育官报,1908:5.

[4]湘绣赛会[N].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1910:1.

[5]湘绣罗斯福[N].铁路月刊平汉线,1933:39.

[6]赵文在.长沙县志[EB/OL].(2010-02-10)[2021-03-20].http:///csfz/fiyr/.

[7]王永贵,邱琪.象征价值的内涵、维度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际权威期刊文献的回顾与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13(04):21-28.

[8]江凌.试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文化精神[J].湖南社会科学,2011(06):36-41.

[9]长沙湘绣业之现状——鼎盛时代.[N].中外经济情报,1937(110):8.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胡献雯,1980年7月生,女,汉族,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数字艺术、文化遗产学。

清朝季末,吏治腐败,内忧外患,社会矛盾空前积聚。然而,地方手工业品牌“湘绣”却在该时期获得空前大发展,不仅在国内外享有“针绝”“迹灭针线”的美誉,还形成了“湘绣甲天下”的局面,特别是“绣像”,更是成为湖南乃至中华民族的“艺术名片”,被赠给美国总统,登上国际舞台。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湘绣逆时崛起,并在光绪年间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出现“萌芽”,并迅速成名,获得蓬勃发展?一、报刊中的“湘绣”(一)“湘绣”与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是中国传统刺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名绣,它们起源于民间刺绣,以不同地域文化为底蕴,在清代逐渐形成了针法、色彩配置与图案题材等显性因素各异的刺绣风格。其中,粤绣以构图饱满、色彩对比强烈、极富装饰性著称;蜀绣以软缎和彩丝为主要原料,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苏绣脱胎于吴文化的浸润与绘画艺术的影响,构思巧妙、绣工细致、色彩清雅。湘绣汲取众家之长,色调和谐、针法细腻,所绣内容多为人物、山水、走兽等,尤其是湘绣的狮、虎题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二)报刊中的“湘绣”发展历程湘绣成名较晚。1904申报刊登的《再续出使俄国大臣胡考求中国出口土货公文?》中论述中国可供出口的手工艺时,仅夸赞苏绣、粤绣“甲于环球”,对湘绣并无半点论述。“……四曰苏粤绣物我国人工黹绣,甲于环球,而又以苏粤为尤胜。所惜者我国人罕通画理,于盈丈大件,其人物山水未得绣影绣光之妙,不能夺目。小件则又嫌绣工太精,过费人力,售不获利。”然而,自1908年始,与湖南接壤的地方报刊,如《四川教育官报》等,陆续提及湘绣技艺,“湘绣日佳:湖南省有绣货,皆由男工组织,殊不足观。近有李绣湘吴彩霞诸家招集女,大则屏风,小则配件,皆极精美……与苏广两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徐崇之在《沪渎羁居记》中也记载:“长沙光绪末叶,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1910年的《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中,也可查阅到对湘绣日渐精美的夸赞:“湘绣发达:湖南绣货,近年大为改良,故生意日渐发达,昨有省城彩霞绣局招学徒……”直至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湘绣绣像作为中国刺绣的杰出代表,参加了芝加哥博览会,湘绣才正式登上国际舞台。湘绣为何能在清末独领风骚,并在短时间内位居四大名绣之首,成为众人抢购的绣品?目前,学界对湘绣的探讨囿于湘绣本体的视角,尚未对促使其迅猛发展的文化象征价值进行专题探讨。缘于此,本研究通过重新梳理湘绣发展脉络,透视湖南地域文化走向兴盛给湘绣艺术的崛起带来的巨大象征力量。二、湘绣崛起背后的隐性因素(一)女性劳动力资源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三面环山。崇山峻岭的生存环境使它与外界交流较少。百姓的生存方式以男耕女织为主,依靠世代沿袭的女性刺绣技艺解决保暖的基本需求。据清嘉庆庚午年《长沙县志》及光绪丁丑年《善化县志》记载,长沙“妇女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大家巨族,率以细锦相奢尚”。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构建辐射圈的发展路径。由于地域偏僻,新思想尚未传播,女性自我意识没有觉醒,她们囿于闺房之中,绝大部分时间被用于制作各类绣品,在实用、美化生活的同时,也传承了刺绣技艺。历时二十多年的咸同大乱使得民生凋敝,严重破坏了湖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失衡,男性人口急剧缩减,女性不得不在劳作之余生产绣品贴补家用,进而把刺绣作为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今属长沙的沙坪、荣湾镇等区域的女性均善于刺绣,并以刺绣为副业,女性劳动力为湘绣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二)湘军力量的崛起封建帝制的逐渐解体、社会结构与军事力量的分崩离析,导致国家控制减弱。借助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契机,湖南的地方军事势力获得宝贵的生存空间,原有乡绅的民团组织与军事基础得以迅速发展。直至同治四年,他们几乎成为晚清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据记载,湘籍要员官至督抚者多达27人(总督14人,巡抚13人),其社会地位也由地方势力上升为国家力量。湘军的崛起对晚清湖南乃至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接近国家权力中心,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把控,使他们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等多方面逐渐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尤其推崇“经世致用”之学,强调“虚心涵泳”读书、“切己体察”实践,认为有志者只有入世,直面破败的国家结构、几欲崩溃的国家经济与混乱的社会现状,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才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在该理念的号召下,各类湖南籍优秀人才汇聚,地方社会权力空间中具有新思想的族权、绅权被进一步增强,并构建了湘军坚韧不拔的集体性格与湘军“朋友圈”,共同为国家的兴盛奔走、奋斗。“湘军”品牌的兴盛也促进了湖南手工业的发展,一大批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手工业品牌,如浏阳爆竹、夏布等开始占据国家市场。同时,为满足“湘军新贵”的文化需求与表征身份差异性的特殊符号,湘绣凭借精致的特点,能迎合其审美标准,被主流社会重视,成为送礼佳品,进而获得资本投入与发展空间。(三)现代性的介入伴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现代性”开始介入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地方社会原本传统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和重构。在现代性入驻过程中,湖湘文化、外来思想与中国其他地域的“异文化”,呈现“冲突”与“碰撞”等多维度的“较量”,进而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湘绣吸收了蜀绣、苏绣、粤绣与苗绣等技法,融合了中国花鸟画、人物画等中国传统艺术的构图特点与配色原则,在时代巨变的空间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具有鲜明自我属性的刺绣艺术。其间,刺绣已经由湖南长沙、湘潭与湘乡等地区的女性最初的自绣自用,发展为女性谋生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封建主义生产制度趋于解体,新的经济法则也在不断调适中被建构。因此,清末民初,绣庄这类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短短十多年间,仅在长沙新开设的湘绣绣庄就有40~50家,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新思想、新文化在长沙的落地、发芽。三、文化象征背后的晚清湘绣之崛起象征是“鉴于关联、联想、习俗和偶然的相似,某物代表或者暗示其他事物,尤其是有形事物成为无形事物的符号”。因为物品一旦被商品化,便超越其固有属性,带有某种超然的象征性。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消费行为,如送礼、炫耀性购买等,更趋向于对商品文化象征价值的追求,而非单纯地获得使用功能。在社会变革与转型时期的晚清,象征性消费依然如此。象征互动理论认为,消费者深受社会某类特定群体的影响,准确知道该群体成员具有哪些特殊象征意义的产品,为了融入这一群体,会倾向于按照群体成员青睐的方式行事,其消费行为中的象征互动其实就是文化象征消费。湘军迅速崛起的优势之一是文人治军,其中超过一半的高级将领是书生。据《湘军新志》载,湘军将领凡182人,书生104人,文人占比约为58%。这种人才配置方式为军队的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如怎样鼓舞军心、运用战术等,被后人推崇效仿。《中外经济情报》中,关于长沙湘绣业现状有如下描述:“湘绣风行一时,厥在汤芗铭、吴佩孚等人在湘时代,北人于湘绣倾倒异常,遂为绣货开一大好销路。列队而出,吴佩孚在湘,当其寿诞时,僚为贺仪,十之七八皆绣品,吾人于此,足见湘绣之风行之一斑矣。”吴佩孚秀才出身,早年曾在开平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军校学习。来湘驻守时,或多或少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著名湘军将领有所了解,对湖湘文化中蕴藏的爱国救亡、自强坚韧、强悍尚勇与兼容并蓄等“类同性”精神特质颇为认可。湘绣是耗时长久的手工品,做工精细、价格昂贵,适合作为礼物表达对收礼人的尊重。它既是交换媒介,也是湖南地域文化的典型性符号,被作为寿礼赠送,是基于社会赋予湘绣的文化构成世界的象征价值,赠送过程也是个体向特定群体公开传递和展示其象征价值与期待被认可的过程,文化象征价值的交互性也得以实现。四、结语湘军自太平天国时期崛起后,短短数十年,其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热,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湖湘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众多新的学术思想、经济人才与政治人才也应运而生。尤其是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以“经世致用”为施政理念的湖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以谭嗣同、熊希龄等杰出青年为代表的维新救国群体。他们的创新实干行为迎合了社会现实需求,在全国各地极富象征与号召力,湖南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与最令人向往的变革圣地之一。湘绣作为湖湘地域文化的表征性符号,呈现出“附魅性”与“神圣性”。中国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与独特的湖湘地域文化,以文化象征为内核,三者彼此不断加持,成就了晚清时期湘绣的短暂辉煌。参考文献[1]申报·光绪朝(1901-1908).再续出使俄国大臣胡考求中国出口土货公文,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N].申报,1904:16.[2]熊元彬.清光宣年间湘绣的发展及其影响[J].历史教学,2018(07):47-52.[3]湘绣发达(新闻报)[N].四川教育官报,1908:5.[4]湘绣赛会[N].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1910:1.[5]湘绣罗斯福[N].铁路月刊平汉线,1933:39.[6]赵文在.长沙县志[EB/OL].(2010-02-10)[2021-03-20].http:///csfz/fiyr/.[7]王永贵,邱琪.象征价值的内涵、维度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际权威期刊文献的回顾与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13(04):21-28.[8]江凌.试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文化精神[J].湖南社会科学,2011(06):36-41.[9]长沙湘绣业之现状——鼎盛时代.[N].中外经济情报,1937(110):8.[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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