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静”到“动”

(一)“体育”与“身体教育”之别

“体育”是个外来词，经由日本传入中国。1872年，日本开始导入“国家教育制度”，“体育”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开始有所体现，之后“体育”经历了“体术”、“体操”、“体练”等教科名的变迁。1947年，日本公布《学校体育指导纲要》，建立体育科，“体育”概念得以定位，此时“体育”指的是“通过运动与卫生等实践活动发展人性的教育活动”。[1]

另一种解释是竞技运动，即竞技性的身体活动。前者的英文名称是“Physical Education”，后者是“Sports”。不过，“体育”是个动态发展的词语。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蕴含的内容不断的增多。当下的中国，“体育”这个词汇早已大大超出了它本质属性所能容纳的范畴。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劳动之外，一切有益于健康的身体活动都与“体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文武兼修”与“臣服于军事”的悖谬

中国周朝的皇族教育系统始于公元前1046年，那时他们要求学生掌握乐、礼、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才能。礼、乐、书、数在于培养学生的文治能力，射、御则以武功为重。秦汉之前，中国尚武之风极盛。史料记载，“春秋各国时期，当兵不是卑贱的事，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上由首相下至士族子弟皆踊跃入伍”。当时的士族子弟自幼普遍接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逐渐演变成了独尊儒学的局面，提倡“文武兼修”，实为“重文轻武”。

学校正统教育一般只注重文才的选拔，而轻视或抑制武学。明朝，统治者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完备了以“四书五经”核心内容的八股取士科考制度。至清代，“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基本上沿袭着明代的体制。

(三)“尚武强兵”终成定论

晚清，中国在西方国家及社会文化的冲击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天朝上国”的子民顷刻间沦为了“蕞尔小国”任意欺凌的“东亚病夫”，这种刺痛令当权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终于意识到“文弱才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毛病”，于是乎，强国强种遂成国家教育最深层的诉求。

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天津，并有确切记载称“会员对于篮球亦感兴趣，所以有成为群众运动的气势。但是在篮球运动之前，必须盘好头发，修短指甲，脱去长袍马褂”，这段表述在古老的中国是少见的，“他们就把书生的尊严放弃，换上一副高兴活泼的姿态”，这是对传统教育及教育形象的彻底颠覆。

谭嗣曾说：“西人喜动而霸五洲，驯至文士亦尚体操，妇女亦侈游历，此其崛兴为何如矣”。另有蔡锷《军国民篇》，“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俗师乡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谭的“主动”论，旨在以“动”来转变社会习气。蔡之言可谓犀利，如今读来，仍唏嘘不已。

二、西学东渐：“舶来文化”对晚清身体教育的影响

西方人最早引起了中国人对体育(Sports)的关注。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允许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上海土地章程》签订后，大批西方人入驻上海，西方的娱乐休闲方式随之进来。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发展和建设，“洋”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西侨的运动项目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每逢赛事往往观者如堵，拥挤异常，足见舶来体育对国人的影响。

除了当西人赛马、赛船活动的热情观众外，近代国人也逐步开始参与到这些新奇的西洋娱乐体育活动中。《申报》就曾记载有打弹子技术高超的华人，“一手可叠中百余，无一脱空，间或是打三弹，亦可连中三十，技之纯熟，即西人中亦颇少其对”。另有史料记载，脚踏车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富家子弟的时髦玩物。20世纪初上海张园曾举办脚踏车大赛，华人的赛程为一英里，进场练习者、学习者皆免费。

不过，西方体育活动最早是作为边缘文化形态进入中国的。无论是赛马、赛船还是其他体育活动，近代早期国人对其表现出的热情并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种体育活动，因为当时国人尚不知“体育”为何物，而是把其看作是一种来自异域的新奇娱乐活动。即使在一些最早对西方娱乐性体育活动表现出兴趣的士人那里，同样也不存在对西方体育文化特征的认识，也仅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娱乐活动，毕竟温文尔雅、四平八稳的消遣方式才符合中国士人的休闲传统。新奇、刺激的娱乐方式确实能够潜移默化改变着国人“闲才是福”的观念，但是就中国大范围而言，早起进入中国的西方体育活动只是一种民间娱乐性游戏罢了。

[1]孙喜和，马春华.从《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校体育思潮的历史变迁》一文看体育史学的研究方法——兼与杨正云、王颖商榷[J].体育文化导刊，2004 (3)：60-62.

文章来源：晚晴 网址: http://wanqing.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82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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